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兴隆，历经十三年的种种罪行是述之不尽的。最残酷的是由一九四○年日寇的“西南国境治安肃正”的杀人政策施行以后，日本派遣了关东军八八一部队一两千个鬼子常驻兴隆；扩充了警察，建立了十五个警察分驻所，四个警察署，六七个警防所，在集镇上设有派出所，每个部落分派部落警；近万人的伪军讨伐队分布在兴隆各地；日宪、特务到处有；村村设有协和会实践集家队原文如此。。这些组织，由日本人统一指挥，进行灭绝人性的“大集家”、“修人圈”、“下山”、“自首”的囚笼政策；“大检举”、“投匪家族检举”(抗日人员家属)、制造“无人区”、“围剿”、“扫荡”及杀光、抢光、烧光的三光政策。锦州日本高等法院又成立所谓“西南国境特别军事法庭”，并立了“国事犯”、“思想犯”等罪名，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杀害我无辜人民。
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年的春节前后，日寇进行了三次大检举，被捕的一万二千余无辜人民中，被判决枪杀、刀砍、监押、赶入工矿者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余人。兴隆县五区一个七十来户的大莫峪村，在一九四三年正月一次就被“检举”去七十二口，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头，下到十四岁的小孩，连哑巴等一个也未剩，全部捕去，在当地就屠杀了四十二口，送承德判死刑十五口，其余被分送东北各地当劳工，大部也都死去。七区茅山村，一九四三年被日本一次捕去六十六名无辜人民，除跑出两名外，其余全部被送承德杀害了。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，鬼子在我四区荞麦岭，一次杀死了二十三名群众。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四日，在六区小水泉被日寇抓去九十三口群众，当时就地给杀死了六十一口，剩下三十二口带到倒流水后，一个未留也全部杀害。
兴隆县人民被迫集家赶入人圈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户，十一万一千八百多口人。据七个区的大略统计，因日寇修“人圈”，整天挨打受骂、吃不饱穿不暖，得不到星点自由，被摧残而死者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余人。在集家并村时，被日寇烧毁的民房二万三千四百多间，拆毁民房三万八千三百多间。
在兴隆的南土门设有“万人坑”(距兴隆街三四华里远)，被“检举”之人，凡在兴隆，由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庭前来判处的，均押赴该地执行。仅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，就被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判死刑五十四名无辜群众，全部是绑到南土门执行的。一九四三年冬，在兴隆被特别治安庭判死刑的三十八名无辜群众，全由驻在兴隆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(大胡子，不知其名)一人用日本刀，一刀一个砍死的。这就是被迫进入“人圈”的人民受日本残害的铁证。
兴隆县有二千三百九十多户，一千三百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的地区，被划为“无人区”。有一万一千六百多口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，坚持在“无人区”守卫自己的家乡。日本对这些人民，对这片“无人区”，实行了残暴的“三光”政策。经常发兵围剿扫荡，见青苗割掉，见房子烧光，见东西就抢光，见人就杀光。据二十七个“无人区”行政村的统计，被扫荡打死我“无人区”人民达四千余口。二区小河西一个村，就被日本围剿打死了五百二十三口。三区青水湖，被扎死、摔死的小孩就有四十八个。五区暖和堂，胥景合一家十三口人，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，死后还把尸体用火炼了。七区前乾涧，被日本捕去十九名男女群众，将衣服全部剥光，用乱棍打至不能动的时候，又将这十九个人装在菜窖内，活活的用火熏死。一九四三年九月，日本鬼子集中了二万多兵力，围剿我各地“无人区”，十五天的时间，仅中田一个村，在这次围剿中就被打死群众一百七十九口。坚持“无人区”的张凤彦的妻子，抱着小孩跑到石砬洞内，被日本搜出，一刺刀扎透了她娘俩心窝、肠肚。日本鬼子们走后，剩下的同乡们去看时，她娘俩流出来的鲜血已被冻结在一起了。可是妈妈还紧紧地抱着她可爱的孩子。小黄木沟一个窑洞内藏着十七名群众，被日本鬼子活活的用火熏死在窑洞里十六名。
有的“无人区”人民逃出了枪杀、刀砍，但却被日寇的“三光”政策摧残而死去大半，如中田一个村就无吃无穿无住冻饿而死者四百余人。
抗日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兴隆“无人区”内牺牲的，据这次调查统计就有二百多名，如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在七区，日寇一次打死我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三十余名。一九四一年在四区拨子村，打死我县长新华。
日寇“抢光”的罪恶更是不胜枚举。在“无人区”就抢去骡子一百九十七头，马六十多匹，驴一千三百多头，牛一千八百多头，羊近三万只，猪一万余口；抢去衣服四五万件，被褥六七千床，布两万匹；砸毁锅、缸二三万口；其他器具是无法数计。“无人区”碾磨一盘不剩，全部被砸毁。
日寇就以此兽行摧残兴隆人民，把人民的美好家园变成了父兄被杀、母被砍、家破产的境地，把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芜的草原，把整齐的住宅变成了颓垣断壁和焦土，使人民处于无以为生的绝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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